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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夏季，随着中东地区因以色列与伊朗冲突再次陷入血腥战火，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矛盾立场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他一方面公开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为“当代希特勒”，另一方面在德黑兰请求军事援助时却保持了相对克制。这种看似不一致的态度背后，实际上是安卡拉政府在历史纠纷、安全困境与霸权野心之间做出的战略抉择。
1990年代至2010年间，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堪称“黄金时代”。那时，以色列为土耳其提供F-4战机引擎的升级服务，土耳其则开放领空为以色列的空军训练提供保障；此外，两国还签订了天然气管道协议，推动双边贸易额突破45亿美元。双方在情报领域的紧密合作更是帮助共同打击了库尔德工人党和哈马斯。然而，这一时期的军事同盟在埃尔多安执政后开始发生显著变化。2010年“蓝色马尔马拉号”事件成为转折点，当时以色列特种部队突击这艘船只，导致10名土耳其公民丧生，激化了两国关系的裂痕。
展开剩余74%此后十年，埃尔多安政府系统性地重塑了对以色列的战略政策：在政治上，他高举“穆斯林保护者”旗帜，强烈支持巴勒斯坦问题，并把其作为外交的核心议题。2018年，土耳其甚至召回了驻以色列的大使；在能源领域，土耳其放弃了以色列的天然气供应，转而从卡塔尔和阿塞拜疆进口能源；而在军事合作方面，土耳其全面终止了与以色列的合作，选择购买俄罗斯的S-400防空系统，并大力发展本土的无人机技术。到2023年，土以贸易额已降至战前水平的22%，两国关系跌至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土耳其对伊朗局势的谨慎态度，主要源于三方面的现实考虑。首先是地缘安全的焦虑：如果伊朗政权崩溃，以色列可能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扩大存在，这将直接威胁到土耳其东南部的安全。事实上，目前以色列的军事顾问已经驻扎在距离土耳其边境仅80公里的埃尔比勒基地。其次，土耳其面临的难民压力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根据土耳其内政部的评估，如果伊朗爆发全面内战，可能会产生高达300万的难民，这将远超土耳其目前所承载的360万叙利亚难民的承受能力。最为关键的是教派平衡问题：失去什叶派伊朗的制衡，沙特和以色列可能联合主导中东秩序，这将严重削弱土耳其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
尽管土耳其拥有北约第二大常备军（42万现役兵力），但其国防体系仍有明显短板。土耳其主力的F-16战机已经服役32年，远远落后于以色列的100架F-35隐身战机；而在叙利亚战场，土耳其的豹式坦克暴露出了17%的高战损率，令其军方深感担忧。此外，土耳其的核能力也存在严重缺陷：当以色列拥有90枚现役核弹头时，土耳其的核计划仍停留在实验室阶段。而更为关键的是，北约条约的制约：《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明确规定，未经协商，成员国不得对外动武。2025年4月，美国中央司令部明确表示，若土耳其继续采购俄制S-400系统，美国将切断F-16V战机的零件供应，进一步加剧了土耳其在军事上的困境。
在多重制约下，埃尔多安政府试图在复杂的国际博弈中维持战略平衡。西方阵营方面，由于土耳其坚持购买俄罗斯的S-400防空系统，美国已将土耳其踢出F-35项目，并对其实施了国防工业制裁；在东部边境，俄罗斯通过在叙利亚的基地部署S-400系统，对土耳其进行严密监视；在南翼，埃及和沙特主导的“中东战略联盟”则明确排除土耳其的参与。这种战略孤立使得安卡拉不得不采取“两面外交”：虽然土耳其议会高调谴责以色列，但土耳其的情报部门却与以色列在伊朗导弹预警方面展开合作。
发展核力量对土耳其而言更是困难重重。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土耳其的铀浓缩活动实施严格监控，2024年曾暂停了土耳其阿克库尤核电站的钚元素提取实验；此外，土耳其的铀矿品位仅为0.1%，远低于伊朗扎格罗斯山脉的3.7%的富铀矿储备。更为严重的是，土耳其的经济基础动摇：由于土耳其里拉贬值了340%，其军费在2025年被迫削减17%，这直接导致了土耳其国产TF-X战斗机的研发延期。与此同时，所谓的“核盾牌”计划也显得遥不可及。
土耳其在加沙危机期间的外交困境表现得尤为典型：一方面，土耳其允许卡塔尔通过其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转运援助物资，但却拒绝让伊朗革命卫队使用该基地；另一方面，土耳其向埃及提出建立人道主义走廊的倡议，但却继续向塞浦路斯争议海域派遣勘探船。这样的“双重标准”操作显著消耗了土耳其的外交信用，导致阿拉伯国家拒绝承认土耳其在中东的领导地位，俄罗斯则将土耳其视为可交易的伙伴，而北约内部则将土耳其视为一个“问题成员”。
当伊朗的导弹与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在波斯湾上空碰撞时，埃尔多安的战略空间正在迅速缩小。土耳其既无力突破以色列的军事优势，又无法摆脱北约机制的制约，曾经雄心勃勃的“新奥斯曼主义”霸权蓝图，最终还是无法抵挡国力与地缘现实的天平。安卡拉的回旋空间，恐怕比埃尔多安总统在公开演讲中所描绘的要更加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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